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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枪铁笔显风流 ——记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影视剧作家王仲刚 □黑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 陈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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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枪铁笔显风流

——记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影视剧作家王仲刚

□黑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 陈大成

在当今公安文坛上,王仲刚是可以称得上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作家,所以不少人戏称他是“两栖动物”,叫他“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警官。从走进警队到现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他一直工作在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第一线上,从一名普通的铁路刑警干到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处长。他参加过数百起案子的侦破工作,先后立下一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多次被评为铁道部、郑州铁路局、河南省公安厅的先进工作者,公安战线“优秀指挥员”和全国铁路公安岗位标兵。在王仲刚参与侦破的案子中,有在全国铁路引起过震动的大案“5·10”专案,案件侦破,猖獗一时的车匪路霸受到沉重打击,老百姓拍手称快,大半个中国的铁路治安形势更加稳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江泽民总书记称赞:“此案被破获,大快人心。”此后,他又数度征战,率领郑州铁路公安局“1·31”专案组、“4·01”专案组,侦破一系列在全国铁路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在手握钢枪征战的同时,王仲刚拿起了笔,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文学创作领域,虽然没有刑侦战线上的刀光剑影,没有生与死的考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需要付出的心血可能会更多,而且并不是每一个拿起笔的人都能成功的。王仲刚从70年代末开始影视剧的创作,几经失败而不灰心。十多年苦思苦写后,1988年,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风流警察亡命匪》问世,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片并迅速在全国城乡各路上映,后在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5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自《风流警察亡命匪》创作成功后的十多年中,王仲刚又创作了电影《伏虎铁鹰》,电影《天伦》,6集电视剧《紧急追捕》(合作),创作了《鸡公山疑案》、《缉私队长》等多部电视剧,创作发表了《神秘的女贼》、《警魂》、《泡影》、《金锁六枝梅》、《父亲》等几十万字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

在警察队伍中,像王仲刚这样战斗在刑侦第一线上的作家实属凤毛麟角,有评家称之为“王仲刚现象”。“王仲刚现象”引起学者和文学创作研究者的注意,受到文坛关注。1997年河南电影家协会在郑州举办王仲刚创作的专题讨论会,1998年,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和公安文化研究所专门举办王仲刚影视剧作研讨会。珠江电影厂著名导演、艺术研究室主任于得水在《王仲刚影视剧作精选》这本集子中以《王仲刚风格及王仲刚现象》为题作跋,他在此文中写道:“王仲刚是文坛上的刑警处长,公安战线的作家,他具有两方面的传奇性,这就构成了当今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奇特现象——‘王仲刚现象’……”

毫无疑问,“王仲刚现象”和王仲刚风格已经得到了承认,那么它的内涵和本质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当代公安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等就必然成为人们想知道和探讨的问题,介绍王仲刚不可能不介绍“王仲刚现象”和王仲刚风格。然而我不是文艺理论家,只是偶尔写篇小文章琢磨琢磨警界文化人的公安政工干部,实在没有功力准确而全面地阐述这些问题。只能凭着认认真真读了王仲刚几十万字作品后产生的冲动和联想,凭读了那么多对他的介绍和评论文章产生的认识和了解,凭着同他交往中产生的友谊和印象,凭着从他寄给我的信中字里行间透出的激情和真诚,凭着和他交谈时心灵与思想碰撞出的火花和共鸣,试着为读者描绘一个钢枪铁笔俱显风流的铁路警官的成长轨迹,向人们说说他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写写他那些传奇而又平常的故事······

(一)

王仲刚,小名丑儿,后来笔名也称小丑子、柳成行。1953年出生在河南省固始县洪埠乡大店村。这个豫南小出村,正在淮河和史河的下游,不仅穷,还经常闹水灾。在仲刚童年的记忆中,河水宽又长,她有时很美丽,有时又很凶恶,川流不息的河水抹不去家人的痛苦。因为父亲王柳德39岁就英年早逝,长眠在背靠淮河、怀抱史河的地方。村子里的人都说父亲是累死的,是为乡亲们累死的。打一解放,父亲就当了乡干部,从土改到合作化,常常从早忙到晚,甚至一连几天几夜不合眼,顾不上吃饭,就啃几个烧红芋充饥。那一年发大水,他带着青壮劳力,在大堤上一连十多天不下来,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洪水退了,他却口吐鲜血住了院,从此落下病根。1960年,为治水害他不听劝阻,带病上了百里之外的白果冲水库土地。这一次他彻底倒下了,再也没站起来。撇下了七岁的仲刚,双目失明的奶奶,年纪还轻的母亲,年幼的姐姐妹妹。常言道,老年丧子、中年丧偶、幼年丧父母是人生三大不幸,对仲刚的家庭来说,这些不幸被占尽了。然而父亲的去世留给仲刚的绝不仅仅是痛苦,更深刻的则是崇敬。他忘不了父亲去世时,多少乡亲痛哭流涕的情形,忘不了那长长的送葬队伍,他更忘不了乡亲们提起父亲时常说的一个词:王柳德是个好人。

父亲去世后,正赶上我们国家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众多乡亲没有忘记仲刚的一家,他们勒紧自己的裤带,帮助双目失明的奶奶和孤儿寡母渡过了饥饿。幼年的仲刚就是在浓浓的乡情中,在父亲母亲美德的熏陶中长大。初中毕业后,他回乡当了农民。

19岁那年,王仲刚的生活道路发生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铁路公安部门的人到固始县来了,他们在众多的农村青年中选中了王仲刚。但是在政治审查中,不知怎么的,出了一个莫须有的舅舅的历史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公安部门一个名叫王长庚的警察非常负责地在县档案馆足足翻了一个星期,事情终于弄明白了。王仲刚大受感动,不仅如此,他心中还树起了一个朴素的信念:当警察必须认真负责。就这样,王仲刚离开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在河南信阳火车站派出所当上了一名铁路警察。初入警队,带着一身泥土气的王仲刚开始了由一个农民向警察这个社会角色的转换。这个过程对王钟刚来说并不轻松,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初入警队,刚刚穿上警服的王仲刚跟着名叫职统义的老班长在信阳郊区的货场执勤。周围的山坡上开满了姹紫嫣红的野花,放牛娃的本性驱使他扑向山野,忘情地在花从中奔跑。当他带一身草香,捧一束鲜花回到岗位上时,老班长劈刀盖脸就是一顿批:“你跑到哪儿去了?刚才发生一起案子,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一个犯罪分子跑了!”王仲刚呆了,他悔恨、难过,第一次感到了“人民警察”这个词的份量。从此,职统义的一举一动,成了他行动的标准,无论当班值勤、迎送列车,还是蹲坑守候、追捕罪犯,他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去干,他那机警勇敢的性格有了充分发挥的舞台。当警察不到一年,就独自一人捕获过犯罪分子。那是炎热的夏日,一连三个晚上,他趴在铁道旁的草丛中,忍受着白天被烈日晒烫的中原大地的煎烤,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当犯罪分子从列车上偷了货物,正欲离开现场时,王仲刚从草丛中一跃而起,大喝一声“站住!”罪犯见状不妙,扔下货物拔腿就跑。王仲刚紧追不舍,并鸣枪警告。哪知罪犯继续奔逃,已窜进田野。王仲刚果断扣动扳机,一枪打中罪犯脚跟,罪犯“扑通”一声倒地,被王仲刚擒获。此后不长时间内,他又和同志们一道,舍生忘死围追堵截,捕获了在火车上公开持刀抢劫的罪犯……他出色的表现,为领导和同志们赞赏,不久便被选拔到刑警组,成为一名便衣刑警。从此,他深深爱上了刑警这个职业。

惊心动魄的刑警生活使王仲刚从心底发出感慨:“我很自豪,我认为我的事业很神圣。”(《我的文张武驰之道》——王仲刚)。

1977年,在寒冷的冬季就要过去的时候,《人民公安》杂志和国内一些报刊上相继报道了天津市公安局优秀侦察科长李良的事迹。这个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民警,在十年浩劫中被打成“卖国贼”,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对党依然忠心耿耿。读了李良的事迹,王仲刚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同时,五年多的刑警生活带给他的自豪感和神圣感也在心中升腾、升腾……他拿起了笔,以李良为原型,开始了电影文学剧本《387个日日夜夜》的创作,鬼使神差,他就这样踏上了影视文学的创作之路。

(二)

《387个日日夜夜》是王仲刚影视文学创作上的起步之作,但他并没有成功,剧本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王仲刚深感自己的功底不行,他冷静地审视了自己:“王仲刚啊王仲刚,你真不自量力,你只有初中文化,这初中三年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的水平,能写出电影,那才叫奇迹。”(《我的文张武弛之道》——王仲刚)王仲刚就是王仲刚,他并没有就此罢手,扪心自审之后,他的犟劲上来了,他不信一辈子写不成个电影。但同时,他悟出:自己的水平要提高。从此,他开始了艰难的跋涉:白天工作,晚上秉烛夜读,甚至通宵达旦。谁知道他用了多大毅力,才啃完了那一部又一部中外名著;谁又知道,他哪来的时间读了那么多中外电影文学剧本和电影理论书?刻苦的学习,使他大有收获。他明白了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电影文学剧本要给人们提供可视性的语言描述。多看电影是学习视觉语言的捷径。除了读书,王仲刚的另一门功课就是看电影。那个时候,虽说一张电影票不过几毛钱,但对于一个月只有32元钱的工资收入,还要赡养老母和兄弟姐妹的王仲刚来说,也需要费心思。自从迷上电影,他从牙缝中省钱就是常事。一份五分钱的青菜,对他来说已经是一顿美餐。一双尼龙袜子露脚趾头了也舍不得扔,胶布一粘还得穿。为了提高写作水平,王仲刚还参加夜大、语言函授大学等许多补习班的学习……

1984年,王仲刚再次拿起了笔,历经三年,与人合作写出了七集电视剧《铁道刑警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视剧只拍了两集就下马了。对于花费几年心血的作品流产,王仲刚心中好似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有人开始嘲笑他,说王仲刚那水平,写个公文还可以,写电影电视,我早就看他不行。也有人说,好好当警察算了,写什么电影电视,自找没趣……尽管风言风语不少,但没有使王仲刚退缩,他已经割舍不下与影视文学创作之间的情结,特别是自己身边那一个又一个战友,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不怕流血牺牲,不计名利的形象时时浮现在眼前。当他一想起自己初入警队时的老班长,在普通民警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的时候,就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他要把这些普通警察的生活告诉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1988年,王仲刚经过几十个夜晚的苦熬苦写,终于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风流警察亡命匪》的创作。当他看着眼前那厚厚的一摞稿纸,掷笔在案的时候,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旋即,一丝忧虑又袭上心头,剧本能不能得到承认,还要待专家审定。

就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传来了信息: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于得水看中了剧本!他认为剧本生活气息浓厚,人物性格鲜明,塑造了人民铁路警察可亲可敬、看似平常却伟大的艺术形象。导演把剧本推荐给艺委会,获得通过。

经过电影工作者几个月的艰苦努力,《风流警察亡命匪》一片拍成,审查通过。1989年,《风》剧在全国城乡各地影院上映,受到观众好评,以后又在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五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风》剧的上映,使王仲刚第一次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不仅仅是喜悦,更多的是欣慰。因为王仲刚感到,他终于可以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人民铁路警察的生活,来告诉人们铁路警察都是什么样的人,来塑造他心目中真正的警察形象。

(三)

《风》剧获得的成功,给了王仲刚信心。从此,影视剧文学创作活动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占去了他全部的业余时间。从《风》剧上映后的十多年中,他奉献给读者和观众一部又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读者和观众在通过他的作品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受到启迪和教育的同时,还得到审美享受。也许,很多认识和熟悉王仲刚的人还会与他分享成功的喜悦。但是,大多数人不会想到,王仲刚自从掂起那支笔,就感到了它的分量。他有成功,也有失败,他有过作品搬上银幕和荧屏时的喜悦,而更多的则是思索、孕育、创作过程中那种局外人难以体会的痛苦的煎熬。

他曾经这样写道:“搞文学的人也许就贱,他们往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置于一种痛苦的氛围中,短暂的喜悦过后又是漫长的痛苦。那一年,好不容易获准得到春节期间的半个月休假,我回到了老家固始县。除了除夕团圆饭之外,其它时间都‘闭门思过’。有朋友问仲刚今年春节没有回家吗?家人徐:‘没有。’半个月,我写出了两个电影剧本,都是上、下集,一个名曰《鸡公山疑案》,一个名曰《缉私队长》。”仲刚这番话,或许可以看作是“王仲刚现象”最初形成时的注脚。“王仲刚现象”和王仲刚风格的逐渐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创作思想、创作原则使然,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中国现代警察影视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使然。1992年,他创作完成了电影剧本《铁鹰战车匪》被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下看中,从文学编辑祁海到导演于石斌,几乎所有的电影艺术家们都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本子。珠影的领导和艺术家们在当时国产电影市场并不十分景气的情况下,筹资140万,用70毫米宽银幕、立体声将其搬上银幕,并重新命名为《伏虎铁鹰》。影片叙述的是忠心耿耿的铁路刑警中队长,带领同志们不怕流血牺牲,克服种种困难,冲破各种阻力,与以惯匪铁拐刘为首的无恶不作的车匪路霸集团斗智斗勇,最终摧毁这个集团的故事。影片一炮打响,在河南许昌人民影院独家放映11天,盛况空前,票房盈利高过15万元,创建院40年最高记录。以后,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受到广大观众好评,引起强烈反响。在广东上映时,上座率远远超过一些由港台和大陆大明星主演的影片。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陈绍基观后流着泪动情地说:“好长时间没有看这样好的影片了。”《中国电影周报》、《河南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郑州晚报》等多家报刊纷纷载文评介、称赞这部影片,有的公安机关还组织民警举办电影观后的讨论会。影片荣获珠影最佳编剧奖、小百花优秀故事片奖,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推荐给中宣部,被中宣部授予“五个一工程”提名奖。作为王仲刚影视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伏虎铁鹰》蕴含着王仲刚的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他在《伏虎铁鹰》这部作品的创作体会中坦言:“是的,我不是作家,但我知道,我只是个警察。在创作剧本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是一个警察,一个生活在普通民众阶层的普通警察。我试图通过电影文学形式来展示警察作为普通人的艰难生存状态。这就是我创作这部影片的初衷。”“有一条我是坚持不变的,那就是要推出我们大陆自己的警匪片,必须贴近生活,必须写警察作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王仲刚还认为“电影是文学,文学是人学。警察也是人,为什么我们不去观照警察作为普通人的人生,观照他们的喜怒哀乐呢?”“艺术不是说教,不是图解,亦不是政策的翻版。”“艺术应当反映沸腾的生活和七彩的人生,用艺术的形式使生活得到升华。”正是在这种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的指导下,王仲刚在自己的影视文学作品中,一扫有些警察题材影视作品(或用个流行的词儿“警匪片”)离奇虚假,靠编造惊险刺激的情节来支撑场面的倾向,突破写刑警就是神功怪腿,无所不能的模式。而是让情节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着力塑造一个个优秀的警察形象。像《伏虎铁鹰》中的主人公岳程,30多岁的刑警中队长,为人朴实厚道,对刑警这个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他的生活一点儿也不“潇洒”,尽是难题。夫妻两地分居,老婆调动要托人,托人要花钱,结婚十来年只有3000多块钱的积蓄,还包括他拿命换来的一等功奖金500块钱。8岁的宝贝儿子有病开刀需一大笔钱,集资建房又得好几千,当了十几年警察还没有个“窝儿”,租住在郊区农民的房子里。对这些难题他一筹莫展。工作中一心一意,却被人误解,垫了“黑砖”。对生活,他很无奈。然而对罪犯,他却是英雄,斗智斗勇,毫无惧色,几经浴血奋战,摧毁了车匪路霸团伙。还有刑警铁韦,多才多艺、勇敢忠诚,为了跟踪匪徒,情急之中“偷”了别人车里的汽油,直到壮烈牺牲还背着通报批评的处分。像《风流警察亡命匪》中的老警察宗民,曾饱尝生活的艰辛,虽屡次立功,仍然是普通一警。当比他年轻得多,而未必比他高明的新队长上任时,他的脸上只有超然、宽厚却又无奈的一笑。像《神秘女贼》(上、下集电视剧)中的老警察职中成,当了一辈子警察,直到退休时,妻儿老小还在农村过贫困的生活。但他从不抱怨,一声令下又义无反顾地重返与犯罪分子斗争的战场。像《狱警史作善》(与刘灿合作)中的史作善,自辟菜园改善犯人伙食;为说服父亲接受女儿,他爬山涉水做工作;为了送患病的死囚进医院,自己却险些丧命……在王仲刚笔下,一个个具有当代警察精神,活生生的警察形象站立起来了。他们是那样的真实可信,以至于有人认为王仲刚的作品都是他的亲身经历。评家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艺术家不能靠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写作”,然而这种误解恰恰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王仲刚在警察文学创作上的优势,说明了“王仲刚现象”的优势,因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王仲刚扎根于警察生活的沃土,背靠着正确的文学创作的原则,屡有新作问世。在《伏虎铁鹰》搬上银幕的同时,他与河南青年作家柳刚合作编剧的6集电视连续剧《紧急追捕》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电影学院、铁道部运输局拍摄完成。这是一部以“5·10”专案为素材创作的电视剧。“5·10”专案以打击东北流窜作案的车匪路霸为目标,王仲刚参加侦破工作并受命任联合专案组郑州组的具体负责人、前线指挥员。他与来自全国7个铁路公安局的37名优秀侦察员并肩作战,与恶名远扬、号称“东北袭击队”、“南下支队”的犯罪团伙斗智斗勇,奋战经年,走遍全国11个省区,行程20万公里,捕获流窜犯60余人,打掉犯罪团伙8个,把其中17名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送上了断头台。案件结束了,面对厚厚的卷宗,王仲刚掩卷沉思。战友带病工作的情景,为追捕罪犯从几米高屋顶上跳下的场面,在刀尖、枪口下毫无惧色,奋勇夺刀、夺枪制服罪犯的场面一一浮上脑海。他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撞击他的心,于是他提起了那支沉重的笔,于是《紧急追捕》上了荧屏。这部电视剧获得了第15届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二等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二等奖。这就是“王仲刚现象”,这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王仲刚。“警察写警察,也许正是王仲刚成功的奥秘。实际上,谁能不认为他既是在侦查破案中构思着电影剧本的紧张悬念,又是在创作中运用着逻辑推理去破案的?他的生活本身就是电影,他本身既是编剧,又是演员。”(《王仲刚影视剧作精选·序》──武和平)

我读过不少介绍王仲刚的文章,评家、读者和观众称赞他有“文心武胆”,是“文武双全”的警察。有的评论文章甚至引用了李大钊同志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形容王仲刚,许多文章还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王仲刚是怎样在“黑白两个世界之间奋斗的”这样一个问题。有一篇文章说得很有意思,这篇文章在介绍王仲刚时说“他是怎样协调公安业务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使二者相辅相承的呢?有道是,你井深,我绳长,王仲刚悟出一个理儿:艺术以人为研究对象,歌颂真善美,揭露邪恶丑,公安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保护人民,打击罪犯,二者从‘人’这意义讲本来就是相通的”。“你井深,我绳长”6个字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王仲刚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文学创作潜能,使其优势互补,把它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

王仲刚的剧作,绝大部分写铁路警察生活。《伏虎铁鹰》等作品是继建国初期的电影《铁道卫士》之后又一代全新的反映铁路公安战线生活的作品。可以说在《铁道卫士》之后,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能深刻反映新时期人民铁路警察生活,并在广大观众、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影视剧作了。从这个角度看,王仲刚的剧作,在中国铁路警察文学创作史上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

王仲刚在他的剧作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光彩照人的铁路警察的形象,为中国铁路警察,为中国警察文学那长长的英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新的亮色。不仅如此,王仲刚在他的剧作中,还塑造了另一类人的形象——罪犯的形象。这些罪犯的形象也都有自己的个性。“飞虎帮”匪首铁拐刘,是专门在铁路上作案的惯匪,曾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度过大半生,然而一放出来就钻国家的空子,摇身一变成了返乡退休干部,汽车修造厂总经理。嘴里说什么带领乡亲脱贫致富,骨子里极端仇恨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专门盗抢铁路运输物资。“要想富,吃铁路,一夜变成万元户”是他的口头禅。他奸诈狡猾,残暴凶狠,只有一条腿还能扒火车,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人们通过这个形象,会去思考与犯罪作斗争的艰苦和复杂,也更好地衬托了民警的大智大勇。在王仲刚笔下,那些罪犯完全没有脸谱化和模式化,性格也都鲜明。“一把手”的两重性,人贩子的愚昧性,文物贩子的贪婪等等,这些都能使人们去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社会敌人的生存状态及犯罪原因。王仲刚还大胆地塑造了警察中的腐败分子、某派出所副所长孟德东的形象。他表面上穿着警服,实际上却是车匪集团的骨干,是钻到孙悟空肚子里的牛魔王。他办公室外间墙上挂着“先进”、“模范”的牌子,里间却与女匪宋秋波抱在一起鬼混。他走入了人生怪圈,为利益驱使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成为车匪的工具,在他把手枪对准别人的同时,也把手枪对准了自己。塑造这样的人物,既有现实生活的根据,同时也提醒我们:与犯罪作斗争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百倍警惕和努力。

(四)

王仲刚作为警官作家,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在公安题材文学创作上,他反对胡编乱造或照抄海外警匪片的商业化倾向,他的视角直接瞄准我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并切中广大群众关注的热点。《伏虎铁鹰》、《风流警察亡命匪》等剧作,都是打击群众深恶痛绝的车匪路霸的题材。这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人、财、物大流通的形势下,在老百姓渴望有个良好的交通运输治安环境的时候,是有相当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作为一个深知自己的使命,而且有责任感的警官剧作家,王仲刚并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仅仅为歌颂人民警察而创作的范围内,他的笔触伸向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努力去反映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介绍王仲刚的另一部成名作,电影《天伦》。这是一部公安机关打击以火车站为主要活动场所的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儿童为素材的影片。1993年前后,郑州火车站连续发生数起麻醉枪抢劫拐卖儿童案。王仲刚亲自参加、组织了这些案件的侦破,经过11个月的艰苦侦察,案件侦破了。从中央到地方新闻媒介都作了报道,社会反映非常强烈。在群众和舆论的称赞声中,王仲刚却在思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电影<天伦>幕后的故事》一文中,他写道:“我却不能平静。拐卖人口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一度绝迹,然而从70年代末期又死灰复燃。古老的罪恶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仍然滋生蔓延?为什么会这样严重?为什么会愈演愈烈?为什么?我决定借用电影艺术形式来作个回答。”带着这样的问题,王仲刚开始了多方位的调查和采访。1994年4月他抱病写出了电影剧本《天伦》。剧本完成后,著名影星郭凯敏觉得很好,决心由自己执导并担任男主角,由他组建的海南兆凯影业公司货款与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河南省公安厅联合摄制。1995年11月15日,《天伦》在郑州良发大厦举行开拍仪式,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开机仪式。在王仲刚、郭凯敏、珠影厂文学编辑祁海等人的策划下,开机式变成了还未找到亲人的、被解救儿童的寻亲式。那一天,开机式现场挂出了大幅标语:“爸爸妈妈你在哪里?爷爷奶奶我好想你们!”,10名被解救的儿童在开机式上与广大群众和新闻界见面,引起各界关注和轰动。《人民公安报》、《工人日报》等数十家国内报纸及中央、河南省、郑州市电视台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并积极为被解救儿童寻亲。此时的王仲刚和妻子陈新华领着自己读初二的儿子王阳阳来到开机仪式现场,夫妻俩怀着对被拐儿童的拳拳之心,当场向省公安厅捐赠了王仲刚的稿费5000元,用于补充打拐经费和抚养尚寄养在别人家的孩子们。儿子王阳阳,也把自己用小陶罐积攒的230元钱捐出来。王仲刚一家的举动搏得阵阵掌声,许多人落下热泪,纷纷解囊……

《天伦》很快拍摄完成,有关部门审查通过,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政治性强、有一定艺术品味,宣传了社会主义法制,弘扬了真、善、美,鞭挞了邪、恶、丑的好影片。影片上映后,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公安部金盾文化奖三等奖。王仲刚在这部作品中,以纪实性的手法叙述了公安机关的民警克服重重困难,不怕辛苦甚至流血牺牲,解救了十几个被拐卖儿童的故事。影片故事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在《天伦》中,王仲刚以他独到的观察力,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社会学问题。我们看到了偏远山村里一对夫妇花钱买来个孩子后表现出的近似疯狂的欢欣。他们不管孩子亲生父母在丢失自己的骨肉后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痛苦,只想到自家今后可以传宗接代;看到了在那些闭塞的农村,孩子生病不请医生,却请巫婆来装神弄鬼的情景;看到了一大群农民竟然敢明火执仗,举着火把去追赶解救被拐卖儿童的警察,甚至推翻警车,打死民警的场面。这一切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作品对封建、愚昧的揭示非常深刻,使任何一个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看过之后,都会痛恨封建迷信,渴望科学、文明,渴望建立健全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王仲刚还通过艺术创作,向人们揭示了那些用钱买孩子的农民,既是苦难的制造者,又是苦难的承受者,他们身受封建文化伦理之害,又是这种文化伦理的延续者。基于这种种情况,建立科学、民主、文明,破除封建、迷信、愚昧的工作是任重而道远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在《天伦》中,王仲刚塑造了又一批优秀的人民警察的形象,无论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指挥若定、足智多谋的周处长,还是为了解救儿童,连老母去世也未能回家的民警陈建亚,无论是文静、细心、疾恶如仇的女民警梁虹,还是有30年警龄的破案能手、曾只身生擒杀人犯,身经百战未死在罪犯刀枪下,却倒在一大群愚昧的山村农民拳脚之中的民警老马,都可以和那些制服车匪路霸的英雄媲美,只不过他们是在解救被拐儿童的典型环境中出现的英雄警察,具有另一种鲜明的个性而已。

(五)

王仲刚以他的成就走上了公安文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电影电视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公安文协常务理事。他的小传被收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2),并被誉为中国当代公安文学创作20位名家之一。

王仲刚在影视剧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许多朋友劝他干脆离开警队去从事文学创作时,王仲刚总是毫不犹豫地摇头,因为他爱自己的职业。在30年的刑警生涯中,他深深地感到社会需要警察,人民需要警察,他不会离开警队,不会扔掉手中的枪,当然,他也不会扔掉手中的笔。

(原载2003年第1期《警界》杂志)